二、 DV纪录片与传统纪录片
DV纪录片一开始的确只是用DV摄像机拍摄出的影视片，但随着DV纪录片的发展和人们对艺术的追求，DV已经成为一种仅仅拥有DV创作观念和表达方式的符号了。那么这种创作观念和表达方式究竟是独特在哪的，它又和传统纪录片有何区别呢？
（一） 选材——共性与个性
传统纪录片的选材大多为重大事件、社会发展的新变化等等，这是由于传统观念重视纪录片的宣传功能，这在上文对中国纪录片历史已有详细叙述，无论是当时的战争还是后来的对外宣传需要，人们心中都无可厚非得认为纪录片，尤其是电视纪录片是党和政府的舆论工具，所以有意无意地会在片中融入国家意识形态。
1938年，由延安电影团组织拍摄，袁牧之、吴印咸和徐肖冰等人导演的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从多方面反映了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晋察冀前线的八路军的战斗和生活 。既为将来保存了宝贵的历史文献，又作为一种宣传手段向人们传达战争的讯息。1940年，由郑君里导演，韩仲良摄影的又一大型纪录片《民族万岁》长达九本，放映近两个小时，影片纪录了蒙、藏、回、苗、彝等各族人们支援抗战的动人事迹和他们各自的民族风俗人情，很大原因也是为了配合抗日。宣传民众，及时将前线的展示报告给广大人民 。
而DV纪录片的选材更多的是小事件、小人物，或者是小角度，从而显示自己个性的题材。因为当世界进入比较安定，甚至社会达到一定富裕的程度的时候，有些纪录片制作者不甘心再让普通的群众作为纪录片的主人，而自己则是事件的记录者的地位，他们不再愿意为大事件、大人物的伟大而淹没自己。
所以他们的选材会：首先，大多会选取小事件、小人物、小角度。如在全国大中学生DV纪实作品大赛宣传网站上 有不少现在青年拍摄的DV纪录片的介绍：其中汕头大学何彦同学拍摄的《走近曾阿姨》讲述了一位普通的母亲，儿子上大学了，母亲为了儿子，为了养家随着儿子从广东清远一起搬到了汕头市，每天靠卖馒头赚钱。作品所选取的是大家身边的人物，有些是人们不齿的小人物，甚至是有点出格的人物，但这不是传统的共性的题材，不是大家都关注的题材，而是作者关心的，反映作者个性的题材。
其次，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个性，所以他们的选材非常多元。传统纪录片不外乎社会类、经济类、人文类、风景类、教育类等几种共性化的题材，而DV纪录片选材的多样化甚至有些选材是人们闻所未闻的。上海电视台新生代栏目曾放过一位同济大学学生拍摄的关于上海夜景的纪录片，整部影片除都市夜景外什么都没有，街灯在飞速行驶的车辆中看上去仿佛是一条条色带环绕着整个都市，这完全就是一部通过都市街景反映内心的作品，非常个人化的纪录片。
传统纪录片与DV纪录片的选材，前者反映社会共性，引起共鸣；后者张扬个性，寻找知音。两者如此不同还可以说是对纪录片观念的不同。传统纪录片的观念最初从对外宣传开始，到政府喉舌，到如今“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平民化的创作理念，其实都为传达一个显而易见的广为人知的主题，引起广泛的社会影响。而DV纪录片则更多的是自己的心情故事。
（二） 制作——客观与主观
传统纪录片如《延安与八路军》、《民族万岁》都是由一个庞大的剧组，历经数年，耗资巨大拍摄而成的。这些纪录片都是经典之作，它们都是经过大导演精雕细琢，“对实际事物加以创造的戏剧化，透露出艺术上的匠心和思想上的重点” 。更有甚者“由于（延安）电影团的主要业务成员原来都是从事故事片拍摄的，而且当时的胶片非常紧缺，所以这部纪录片大（《延安与八路军》）部分镜头还是用故事的拍摄方法来拍摄的，很多场面都是通过精心布置安排的” 。即便是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拍摄大型系列纪录片《丝绸之路》，还是会挑选“被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并且暂时中断交通的桥面” 。从这些纪录片，我们可以看出导演们的拍摄手法非常主观，还有利用摆拍、布置现场，以实现他们心中的形象；但表达的主题、思想或者是拍摄的目的非常客观，只是想记录下社会当时的环境、状态，以便以后作为历史文献资料。
将DV作为视觉日记的记录工具，从功能论这个层面上讲，今天的DV纪录片似乎又回到了原点，回到了当时最原始的卢米埃尔兄弟的那种无意识的、纯客观的“当场抓住的自然”。没有深奥的生活哲学，没有复杂的模式枷锁；有的只是我们对纪录片的热情，对原始生活纪录的愿望。纪录片不再是精英文化的代表，不再是学者艺术家的课题；而是普通老百姓的一支笔、一张纸、一本日记本。我们用手中的DV来纪录我们的生活、发现我们的生活、阐释我们的生活。那样的拍摄一般只需要一至二人即可，也无须花费很多，每天记录周围的人、事、物的点点滴滴。DV纪录片已经成为一种纯私人化的方式了。当想拍纪录片的目的成为纪录生活的方式时，纪录者本身的功力早已烟消云散，完全是对真实世界的感情流露，这就是艺术的真实。成都理工大学张勇同学拍摄的《我心向海》讲述宋菊的男朋友向海因为一次无意染上了赌瘾，几乎无可救药，但宋菊没有放弃，在爱情的伟大力量驱使下，她想出了一个办法，请作者用DV记录了她在背后默默为向海所做的一切。作品传达的是女孩丰富的心理世界，通过女孩的DV和作者的DV将这一痛苦、绝望、执着的心理毫无保留地折射出来。凤凰卫士曾经征集DV纪录短片《我的父亲母亲》，其中就有一位作者把自己父亲人生最后的时刻永远记录到自己的DV中了。当父亲咽气的那一瞬间，作为儿子的他用DV表达了他那一刻失去亲人的痛苦，这份真实的感情与传统的模式化操作甚至是摆拍有天壤之别。也正是因为感情真实流露，拍摄的镜头可能不完美，也没有“被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或者是工工整整的镜头展现，甚至有时会出现曝光过头、摇晃得让人无法观看的不合格镜头，但这决不是传统“美轮美奂”的镜头、“充满激情”的解所能替代的。作者完全将自己与DV摄像机融合在一起，根本已经无视自己是在拍摄了，用非常客观的，甚至是无意识的镜头记录下内心的痛苦，表达出极为主观的情感。
（三） 人物——完美与真实
单从传统纪录片拍摄和DV纪录片拍摄所介入的人数就能看出两者的区别。传统纪录片往往追求完美的画面、流畅的运动、简单的陈述、清晰的含义。无论是早年的大型纪录片还是当今的栏目纪录片都有着这种尽可能完美的追求。而DV纪录片在上文已述及其阴暗晦涩的画面构图、摇摆不定的镜头语言、支离破碎的自我表达、复杂暧昧的主题意义。DV纪录片更多的是追求生活的真实，为了真实而不惜牺牲受访者和采访者的“形象”。
首先在于受访者。因为传统纪录片拍摄多为伟人、著名学者、新闻人物等，所以对这些人物进行完美地塑造和展现也是理所应当的。我们甚至有时能在传统纪录片的拍摄现场看到化妆师、灯光师对“现实生活艺术性创造”。而受访者也早已经过多次准备，能够达到编导理想中的艺术高度。如二战时期莱尼•里芬斯塔尔拍摄的《意志的胜利》都是对拍摄对象精心雕琢、反复操练而成的。其次对于受访者而言，当一台硕大的传统摄像机架在他们身边，一根STV或CCTV的指向性话筒伸到他们前面，一位电视台资深的记者站在他们跟前，让他们开始谈论对现在社会发展的一些感慨之词时候，这些受访者一方面震慑于传统象征权威的硕大的电视摄像机镜头而说出一些采访者希望他们说的统一的论调，或者当他们意识到这是电视——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媒介时，就会不自然地开始在镜头前表演或者自我包装；另一方面由于我们长期接触的就是政府通过媒介传达给我们的这些信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使我们已经习惯于这种统一的模式，以至于当电视镜头对着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不经思考就知道应该说什么，不应该说什么。
而DV纪录片的受访者更加自然、真实。虽然受访者有时形象不佳甚至佝偻，但他们却能说出不同于人们习惯于听到的话语。要改变人们在镜头前表现的状态可以尝试让人们不去在意摄像机的存在，而DV摄像机凭借其迷你身材的优势使受访者暂时忘记摄像机的存在，从而消除部分对摄像机的恐惧或者减少习惯性地在摄像机面前包装自己。如《我心向海》一片中，宋菊的男友根本就无视巴掌大的DV摄像机的存在，公然在镜头前做私人事情。而如果换成以前的大机器，他可能就会在意镜头的存在，出现我们平时在电视中常能看到的紧张，时不时地用眼睛瞟镜头等场面。
其次在于采访者。传统纪录片的采访者不同于DV纪录片的采访者。传统纪录片大多是电视台经验丰富的编导或者是资深的专业导演，按照现在正常本科毕业进入电视台工作计算，基本为上世纪8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成年人占了很大的比例。这些人中很多一部分经历过文革，甚至战争，经历过高度统一的年代，所以他们不时会使纪录片表现出高度服从传统的态度。比如歌颂祖国壮丽山河，社会发展等等。上海电视台编导冯乔和摄影师陈杰拍摄的《我的潭子湾小学》，通过学校反映上海旧区改造的过程，从中体现上海的发展，城市的进步。
而从各大DV网站和电视台等媒介征集DV作品针对的年龄层来看， DV纪录片的拍摄者多为在读学生，即80年代左右出生的人。上世纪八零年是一个分野线，八零年后全国基本已经改革开放了，而且八零年后出生的基本都是独生子女。所以八零年左右出生的这群人是随着社会逐渐开放成长起来的，他们涉世未深、生活无忧无虑、无拘无束、甚至有点无法无天。现在的这群人大多还在高校就读或者刚刚毕业工作不久，他们拿起DV拍摄的纪录片就全然没有“经历过高度统一的年代”的那种高度服从传统的态度了。汕头大学李小庆同学用DV拍摄的《燃情岁月》讲述了当代大学生在上课之余所剩的时间里如何找到自己，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如何度过这自由随意的大学时光。反映当代天之骄子富足和苍白的精神生活。
（四） 发布——束缚与自由
第四媒介互联网的蓬勃兴起，给文学艺术包括电影艺术的发展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互动式的互联网络，改变了传统媒体的单项传播模式 。DV纪录片的快速传播也有一部分原因在于互联网的兴荣发展。
传统纪录片不言而喻一般都会在电视台或者电影院等大众媒介上播出，属大众传播。大众传播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必然打上社会阶层、阶级的烙印，受社会各方面的制约 。历史上对大众传播的社会控制从“古典自由论”到“社会责任论”，一直就大众传播的内容该如何控制争论不休。也正因为如此，传统纪录片会因严格的审片过程而使一些不符合政府、投资方宗旨的或被认为是“不阳光”的作品而中途流产。
从更远的一层来看，虽然传统纪录片的资金的来源大多为政府拨款或社会筹款，可以说对资金是高枕无忧的，只要有一个好选题或者一个投资方满意的选题就可以立刻进入拍摄，而且在拍摄过程中能得到许多特权，允许与重要、热点人物近距离接触。可是这样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传统纪录片必须服务与政府或者是投资方，维护他们的利益，宣传他们的宗旨，这就很难在影片中直接表达自己的心声，甚至有时会违背自己的心声。
而DV纪录片的发布除了上述大众媒介外，大多数分布在各大小型放映厅、高校、个人影展，及互联网上。而DV纪录片在互联网上的优势就可见一斑。首先是其技术的融合。传统纪录片只能通过声音、图像传达作者的思想，而DV纪录片则多了文字这一元素，使信息的表形形式更趋丰富。DV纪录片作者可以通过上传创作心得等让浏览者对其作品有更深刻的把握。其次是信息双向流动。使用大众传播的传统纪录片的弊端是其信息单向流动，反馈不及时，而DV纪录片则就改变了这一现状。作者能在网络上建立自己的网站、论坛，发起谈论话题，与浏览者实时交流。最后是其超越时空限制。传统纪录片的播出时间、空间和次数是有限的，而DV纪录片是无限的。只要作品上传到网络上，任何地方的人都能在任何时候任意下载观看 。
虽然资金的来源往往是这些DV纪录片创作者或者有些独立制片人所头疼的，他们往往东拼西凑，或者干脆自己掏钱，这样的资金毕竟有限，因此DV纪录片的制作一般很小，周期很短。但互联网为DV纪录片创作者提供了一个无限的空间，使人们的创作更为丰富，约束更少，能无所顾忌地表达自己想表达的情感，基本不用担心因为选题或主题的问题而被半路拦截。
（五） 缺陷——精英与大众
如上文所述，传统纪录片是“一种精英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团体中的精英才能使用的文化，是与广大人民群众无法轻易参与的被动的文化。”而DV技术的出现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不仅被动地欣赏影视作品，更能自如地主动地参与影视片的制作。
DV纪录片的拍摄、制作的确具有了许多传统纪录片没有优势——使受访者更加自然，采访者更加方便，制作者更加自由；但当纪录片进入个性化时代，许多以前不曾出现的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当每个人都能端起摄像机进行影视片的拍摄——包括纪录片的拍摄时，纪录片的整体制作水准开始大大下降。
1. 作品粗制滥造
这一问题是目前DV纪录片普遍存在的问题。有些电视栏目播出的观众自己拍摄的纪录片已经不能说是纪录片了，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家庭录像。解说词幼稚；整部作品灌满音乐；镜头运动不规则或者没有目的，始终使用无意义的跟镜头，画面主体不明确，时常出现虚焦、曝光过头、曝光不足或未调准白平衡等等严重技术问题。一些基本的被叙事逻辑完全忽视，影视语言更是无稽之谈，这已经不是通俗文化了，简直就是庸俗文化了。而这在传统纪录片根本不是问题。虽说传统纪录片繁琐的审片制度至少不会出现技术上或者一些基础上的失误。
2. 作品意义不大
DV纪录片的又一大问题就是作品意义不大甚至无意义。送到电视台去播放的许多观众自己拍摄的作品有相当一部分是类似于家里小孩过周岁，隔壁邻居的小猫好可爱之类的家庭录像或者就是一些颓废的大学生生活录像。这样的作品其价值不过是给家人留作纪念或给一部分无聊的大学生精神上的宣泄，根本就谈不上是纪录片，更不能说是艺术了。纪录片属于艺术的范畴，小女孩在镜头前唱歌跳舞，家长们在镜头后拍手鼓掌，慵懒的大学生整天碌碌无为这样的局面，与纪录片的定义已经差得十万八千里了。
什么叫纪录片？“纪录片，纪录片电影，一种排除虚构的影片。它具有一种吸引人的、有说服力的主题或观点，但它是从现实生活中汲取素材，并用剪辑和音响来增进作品的感染力” 。纪录片是一种主动的、能动的，而非被动的、机械的纪实，是对真是世界的“创造性处理”。无论传统纪录片的这种“创造性处理”是否有些欠妥，但比起有些DV纪录片根本无“创造性处理”至少来得更像是艺术作品。
三、 正确认识DV纪录片
纪录片在过去的二百年到三百年的历史中，已经从最原始的卢米埃尔的那种无意识的、纯客观的“当场抓住的自然”，发展到如今“在夹缝中求生存的DV时代”，出现一些有争议的纪录片。它们打破了传统纪录片的模式，但人们仍然承认它们是纪录片。观众在被影片深深打动的原因就是它们的真实、它们的纪实。
在长长的纪录片历史河流中，人们不断发展科学技术，不断更新创作理念，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出现一种新的科学技术使纪录片制作设备又有了彻底的变革，从而将今日的纪录片创作理念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但纪实这一纪录片的本性亘古不变。“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人们留下了各种样式的文献和记载，使自己的文明得以传承。人对世界的认识起始于他对事物的记忆，人为了印证自己的记忆而创造了各种不同形式的纪录。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纪录方式的延革有力地影响着人类对事物的认识——就像照相术在近代的出现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历来对事物的见证方式” 。美国学者阿兰•罗森沙尔说过：“纪录片的使命是阐述抉择、解释历史、增进人类之间的了解。” 今天我们记录下的现实生活，明天就成了历史。
纪录片是“一种排除虚构的影片。它具有一种吸引人的、有说服力的主题或观点，但它是从现实生活中汲取素材，并用剪辑和音响来增进作品的感染力” 。纪录片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艺术。技术的更新只不过是纪录工具的变化，DV技术只是改变了DV纪录片拍摄的观念和使用的语言，但纪录片的本质仍然没有变，就像我们以前用毛笔写文章那样，圆子笔的出现并不能否定文章的本质一样。形式可以是千变万化的，但本质必须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并不是DV出现后纪录片就可以拍得不是纪录片了，也并不是掌握了如何使用DV机器就掌握了如何拍摄优秀的纪录片了。纪录片是一门艺术，人们穷其毕生的精力追求的艺术。
如今DV制作者对DV纪录片的操作和理解出现的诸多误区：
第一，制作本人非影视专业或对影视专业不甚了解。相对其它行业，影视业对制作人员专业素质的要求比较高的，无论是技术方面还是艺术方面。虽然影视是一门新兴行业，电影诞生至今也不过一百年，电视则更短，但在这短短一百年中，人们还来不及将这一行业的知识普及。掌握DV技术就像掌握电脑应用技术那样容易。但要真正掌握DV技术进而进行DV纪录片的创作并不是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就可以的，纪录片创作属于艺术学的范畴，就像历史上的梅里爱、格里菲斯、爱森斯坦等等，是需要人们用毕生的精力去探索去摸索的。历史上的每一次进步都不仅需要技术的支持，更需要几代人、几十代人的努力。
第二，制作者观念误入歧途。有些制作者可能深谙影视理论，深知影视语言，知道镜头推、拉、摇、移、跟、升、降的意义所在，知道蒙太奇的本质和时空构架方法，知道长镜头的运用和效能；但是他充满了叛逆的精神，就是不运用这些基本元素去拍摄影片，对传统的东西除了批判还是批判，没有一点继承，他可能是想追求新异、追求自由。但是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新异、绝对的自由。新异是相对于传统的陈旧而言的，自由也是相对于原来的规则而言的。摒弃了传统、抛开了规则，新异就不称其为新异，而是垃圾，自由就不称其为自由，而是越轨。当故事没有了紧密的因果律，当影片没有了平稳的运动，人们首先就很难或者根本就不能看懂作者表面上所表达的东西，更何况影片背后所深藏的重大的意义呢？
虽然DV纪录片比之传统纪录片有诸多优势，但许多传统纪录片是DV纪录片不能抛弃的。首先必须有一个吸引人的故事因果律，然后在拍摄的过程中还是得非常注意运用传统纪录片多年探索所积累下的经验，尽量运用三角架或者支撑物保持镜头的平稳，在剪辑过程中也应当注意避免不必要的跳接、意识流，造成观众意识的混乱。这样的影片才能使观众既有兴趣继续观看下去，又能隐约读出作者想传达的个性化的东西。
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有两个：第一，DV的前身可以说是家庭摄像机，所以人们更多的是把DV作为一种记录工具，如上文所述“与其说DV是摄像机还不如说是圆珠笔，或者铅笔、钢笔，人们用DV拍纪录片更应该说是人们用DV写日记，写人们自己的视觉日记。这是一种自发的纪录片”，所以人们在用DV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他们在拍纪录片，或者一开始就是在用摄像机玩一些你藏我拍的游戏。
第二，如上文分析，学生DV纪录片的拍摄者多为80年代左右出生的人。这一代人虽然是随改革开放社会发展而长大的一代，但他们大多数几乎没经历过战争、文革、上山下乡，没有吃过太大的苦，都是父亲母亲的掌上明珠，生活大多一帆风顺，制作出来的影片当然让人感到有点“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无病呻吟。再者，这一代人基本都是独生子女，大多还未踏上社会，缺乏社会经验，与人交流又存在着巨大的障碍，这样拍摄出来的纪录片也只能大多反映心理了，但这种对社会生活尤其是都市生活的焦虑、恐惧也无益于社会的发展，只能使拍者更加萧条，看者更加无聊。
第三，自2000年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出现《新生代》栏目后，各地也纷纷推出征集DV作品的电视栏目。节目虽然越办越红火，但片源毕竟有限，各大电视台的这些栏目三四年后基本上都开始逐渐出现萎缩，一稿多投、影片粗制滥造的现象屡见不鲜。有些虽然是高校学生甚至是专业学生拍摄制作的影片，但一看便知道这是为了播出，为了凑数，为了稿酬而赶制的，并非真正的感情流露。这一现状的出现，电视台应负最大的责任。栏目化的致命点就是为了保证播出而不得不具备可操作性的模式、越来越整齐划一的风格、流水线式的工作程序、不可能充分的拍摄周期 ，都使纪录片显得市场化、陈规化、大众化，缺乏个性化。面对市场竞争，投资方关注纪录片更多的可能已经是它的商业价值而忽视了其背后的人文价值；面对金钱诱惑，人们以往对纪录片的志趣、人文关怀、责任心或者自我给定的使命感开始动摇。从而使一些正在建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学生在市场的冲击下迷失了方向，将艺术创作与经济价值划上了等号。创作者、制作者、拍摄者的心态有了一系列的变化，为了在电视上播出扬名例外而制作影片，为了得到更多的稿酬而加紧拍摄。当目的变成了手段，纪录片不再是纪录片，而成为一个包含着交换价值的商品了，一个没有灵魂的商品了。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制作经费不够。有些DV纪录片创作者的目的还是非常单纯的，但由于经费短缺，或者投资方认为无利可图便放弃了原本一个很好的选材，不得不使DV纪录片制作者使用廉价的摄像机造成图像质量不佳，或者因为无法长时占有摄像机而使用不同型号的摄像机造成影片色彩明显不一致等问题。
从历史上看，科学技术的革命都会使社会出现革命性变革。蒸气机的出现引发了19世纪的工业革命；而印刷机的发明也使戈登堡革命成为现实。在短短一百年的纪录片历史中，技术更新带来的纪录片艺术的革新层出不穷。如今数字技术迅猛发展推动了DV技术的不断更新，从而使影视作品尤其是纪录片的创作状态有了质的变化——从由于设备昂贵而不得不由少数人拍摄大家共同的话题到现在每个人都能拍摄自己的影片；从以前长时期的思想禁锢而使影片制作呆板到现在改革开放思想解放从而使制作的影片更具生气、个性。纪录片创作的确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一些问题的出现——因为非专业人员的介入使纪录片制作的整体水平下降；因为市场经济的引入使纪录片制作目的不再单纯。
面对非专业人员的介入我们应该持辨证的态度，即既要欢迎他们的加入，又要积极教育他们，使他们逐渐走上准专业的道路。欢迎非专业人员介入拍摄制作DV纪录片这样能给纪录片注入新鲜力量，因为他们的思维不受专业的束缚，可能会想出专业人员不曾想到的点子；而对他们进行积极的教育是可以让他们从学到的基础专业知识中表达他们这些灵巧的点子。
而面对如今不可避免市场经济，我们不应回避，而应积极面对。市场经济是利用市场的手段调整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既然这是我们国家的一项经济政策而且被历史证明是有效的政策，那就说明它有存在的依据。不可否定市场经济的确能刺激纪录片制作的资金流动。以前纪录片制作占着电视台老大哥的资金，没有紧迫感、没有危机性、没有竞争压力，编导做与不做一个样，做得好与做得不好也一个样，没有经济的刺激，没有市场的竞争，创作呈疲软状态。而如今不同了，好的选题就有投资方肯出钱，有了资金就有拍好片子的保证，拍好了片子还有领导、社会等各方的肯定和鼓励，这样良性循环使纪录片创作呈白日化状态。当然在此之中出现经济利益高于社会利益也是我们不可不面对的现象，这就有待于党、政府、人们的教育纪录片和创作者的觉悟进一步提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