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DV作品而言，确实有个"产量众多播出极少"的问题，我们崭且抛开DV人与主流媒体记者在工作经验、和对"硬件"使用上的差异，在纪录片创作上还是有一定的误区。
创作理念上：平民化个性化不是随意化
DV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崇尚个性，它要求用平民视点观察和拍摄平民生活。笔者认为，与其说DV的这种理性开辟了一种全新的纪录片采集方式，倒不如说它选择的是一种立足民间的个性化创作态度。这种态度主张把镜头对准社会底层，以平等的眼光、平静的心态、平和的意识、平实地纪录普通百姓的生活细节和生存状态。这种"独立思考"的个性选材方式，打破了过去一些电视媒体把国家大事、英模人物、重大事件作为纪录片创作准则的框框，更多地溶入了"平等记录"和"客观纪实"。
比如DV作品《北京弹匠》，纪录的是一位来北京以弹棉花为生的青年汤丹振的生活故事。虽然片子在一年的纪实拍摄中，展示的内容都是弹匠每天的街头揽活、与兄嫂不和以及他的虚荣等，并没有触及到上层的政治经济等，但它着实让观众的眼球过了一把隐。象这样的纪录片，使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增进了理解、勾通和相互尊重。它体现的是一种必要的人文关怀，同时也表现了不同人群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尺度。也就是说民间DV人有他们自己的创作个性和情感表达方式，而不同的文化背景对事务自然也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诠释。
但是平民化、个性化绝不等于随意化。当有些民间DV人把流浪汉、三陪女、乞丐一族，甚至是同性恋者作为题材拍摄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想一想：这些题材是不是中国社会的主流吗？这些选材相对于其他的"社会底层"，如：打工族、下岗职工、农民、保姆等，毕竟也是极少数。在中国，如
果把DV的所谓"平民视点"，都对准这些人，实际上是反映不了中国社会"底层"的。而且他们的生活生存方式，也的确"另类"，与主流生活，发展着的中国社会极不和谐。尽管这些DV人是用平民的视角、平民的心态、平和的方式去拍摄制作，节目也很真实朴实，也接近人文关怀，但这并不是观众所要看到的主流，而中国社会也并非如此。所以笔者认为，选择上述题材并不是"平民视点，个性化创作"的初衷。
那么什么是"平民视点，个性化创作"呢？平民化实际上是一种创作思想和思维品质。即：用平民视点观察生活、观察社会，具备大众意识，创作出观众喜闻乐见的作品。而个性化创作的结果，也决不是在社会底层寻找"另类"，而是指创作者的视野更开阔，作品更具有独创的风格，更贴近人民群众。
DV制作人（不完全是）由于大部分是基层的DV爱好者，所以从生存环境上来看，他们是徘徊于主流媒体边缘的。他们的选材往往不受时事政治的影响，也没有表达某种思想政策的压力，所以他们可以用更从容、更自由的方式来选取自己熟悉的人和事。但我们千万不要把平民化、个性化与随意化、自由化混同起来。我们可以确信，随着DV人和DV纪录片的不断发展扩大，DV作品一定会从社会的"角落里"走出来，它的"平民视点"更贴近生活，它的"个性化创作"更富有人文关怀，它的收视更能融入社会，并最终登上大雅之堂。
题材选择上：好人好事不等于故事
纪录片要讲故事，这句话已经说了多年了。可是什么是DV纪录片中的故事，还是有些创作人员不甚了解。比如近期看到的《美丽的心愿》、《生命的踪迹》等节目，叙述的是社会上的一些爱心人，关爱残疾孩子的故事。这些片子主题的选择和立意是毫无疑问的，可是片中展现在观众面前的只是普通的好人好事：献爱心的人如何发现了一个残疾孩子，如何领回家，如何喂饭，又如何在缺衣少米的情况下，救助了这个孩子，并使他上了学校……。严格地讲，这种纪录还只是叙述了这件好人好事的来龙去脉，而观众想看的，则是来龙去脉中的更俱情节的故事。
那么什么是故事呢？以笔者拍摄过的一个好人好事为例：售货员李丽平刚生孩子不久，有一天早上出门，在楼道里检到了一个用布包裹的男婴，和一个写有"大好人，请代为收养，事后一定重谢！"的字条。李丽平将孩子抱回家收养。可是夫妻俩的工资养不起两个孩子，于是夫妻二人决定，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婆婆家代养。婆婆不理解，总认为儿媳检到的孩子是"野种"，为此婆媳间经常为此事发生矛盾和口角。两年后，一个自称是孩子爸爸的人来到李丽平家，要求抱回自己的孩子，于是双方上诉到法院，又一场风波出现了……笔者认为，如果DV纪录的是上面的情节，那无疑是一个具有戏剧化冲突的故事，可是如果只是纪录了检孩子、养孩子这样的没有任何矛盾冲突的好人好事，那就不足以称为故事（但可以作一部非常好的新闻性专题节目）。现在的好一些的DV纪录片，已经由平叙化发展到故事化，再到"戏剧化"了，如果我们在把日常经常可以见到的好人好事作为故事纪录，恐怕收视点和可视性都会大大降低。
有一位摄影爱好者拍摄了一部DV纪录片，反映的是一名民间艺人刘生奎，如何从县城来到城市，又如何在城市酒吧献艺并站住脚，后来又与同台献艺的兰兰相好，把自己的"绝活"教给了兰兰。可是半年后，酒吧里又来了一个戏剧学校的"漂族"阿秦。阿秦来到酒吧是给兰兰配戏的，可是一来二去，阿秦和兰兰好起来了，兰兰为了紧紧抓住年轻的阿秦，把民间艺人刘生奎教给自己的"绝活"，都教给了阿秦。2个月后，酒吧老板看阿秦完全能够胜任刘生奎的工作，于是就解雇了民间艺人刘生奎，刘生奎在市里找了2天工作，又回到了酒吧……几个人的心态和发生在这几个人中的故事都极具戏剧性，不仅有好看，而且矛盾冲突尖锐。
还有一部《阮奶奶征婚》的纪录片，故事性也极强。安徽82岁的阮奶奶要找个老伴，结果遭到了儿女们的极力反对。怎么办在没有人给她介绍对象的情况下，阮奶奶大胆地来到报社，花钱刊登了一则征婚广告……于是阮奶奶忙活起来了，今天相看这个，明天又与那个约会。为了使自己更具魅力，阮奶奶竟然来到美容院打扮起来。最后阮奶奶左挑右选，在全国各地应征的老人中，选定了一位75岁的"英俊"老伴。
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个太原电视台拍的节目《国际玩笑》。片中讲述的是一个青年人，在1996年的愚人节参加愚人攥稿大赛时，刊登了一篇关于联合国在世纪交替的2000年零点，要选出一名世纪婴儿的报道。尽管刊登报道文章的《中国青年报》再三说明：此报道为愚人大赛的作品，绝无此事。但这则报道还是在几年后（2000年），被某小报转载，结果生出了一批世纪婴儿。于是，这个获了愚人奖的青年人，成了"世纪巨骗"不但女朋友告吹，本人被开除了公职，而且还开始了漫长的解释工作，最后联合国也不得不出来辟谣。这部纪录片不仅故事情节曲折，而且使人啼笑皆非，寓意深刻。
拍摄理念上：纪录了过程不等于拍到了故事
有人认为，DV就是原生态的纪录。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有事必录，结果剪辑出来的片子，如同一本豆腐账。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是理论上有一个误区没有解决：那就是"原生态的纪录过程"和"纪录原生态的故事"不是一回事。所以大凡作者只纪录事件的过程或流程的片子，不但没有可视性，而且反映问题也往往浅显。反之，注意纪录故事情节的节目，不但剪辑起来省事，而且明显"打眼儿"。因为观众的最大需要：就是节目要好看。
DV长纪录片《伴》，纪录的是湖南某山区，一位76岁的刘老太太，饲养了世界第一大猪（2600斤）的故事。湖北台的创作人员，不仅把DV机的镜头对准刘老太太一天2次为大猪检食的过程，更关注饲养大猪中的一些波澜起伏的故事。特别是该片围绕这头7年的大猪卖还是不卖的焦点，反反复复展现矛盾，直至刘老太太突然病倒，大猪的生死也随之陷入困境……。这部52分钟的纪录片，故事一环扣一环，矛盾一个接一个，节目看完后，仍有意犹未尽的感觉。
可是有些DV节目，确在这方面犯了大忌。这些DV纪录片往往是从早上起床干什么，上午遇到了什么，中午下午干了什么，一直忙到了晚上又干了什么……某学院的学生拍了一部DV片：《何大爷学车》。本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材，内容是42岁的儿子给69岁的爸爸（何大爷）买一辆小汽车，又给何大爷在驾校报了名，于是何大爷便开始了漫漫的学车路……可是这名DV爱好者在拍摄和制作这个节目的时候，摄像机主要关注的是汽车的原理和开车的方法，而且细到怎么握方向盘，怎么挂档……片子看到第8分钟了，还是这方面的内容。看后给人的感觉象是教学片。现在有很多DV初学者，都没有把"纪录过程"与"纪录故事"分开，以为纪录了大量的人物活动过程，或者纪录了事件的来龙去脉就是纪录片的故事化了。
我们经常讲"纪录片要用画面语言讲故事"，但DV纪录的画面过程并不等于都是故事。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纪录的过程编成纪录片，既浪费了时间，又影响了节目的节奏，观众是不会为看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过程，而不换频道的。在这里尤其要提醒一些涉足DV节目时间较短的编导：不要以为用摄像机纪录了人物或事件的过程，在把这些过程稍加选择，编在一起就是纪录片了。纪录片要看到故事，看到故事首先要拍到故事，所以我们在拍摄的时候，一定要在纪录人或事件过程的时候，注意纪录他们中间发生的矛盾和故事，千万不要把过程和流程当作故事。
节目创作上：话筒采访的故事不等于画面语言的故事
一段时间以来，电视界曾对解说词重要还是同期采访重要，产生过一些争议。几年后，人们发现纪录片的真实性和"现在进行时"的拍摄方法，决定了同期采访更重要。于是乎，同期采访开始大量地走进纪录片，并一发而不可收拾，好像没有很多人出画面讲一讲就不叫纪录片了。于是媒体上播出的这种纪录片成了DV节目的样板，一些DV纪录片也开始尝试着"讲"故事。
有一部最典型的DV纪录片，表现的是农贸市场的一个管理员如何检查违法行为的。可是观众看的节目是，这个管理员在摄像机前，滔滔不决地讲"故事"。一部20分钟的DV纪录片，讲话（故事）就占了3分2的时间，观众几乎没有看到这个管理员是怎样工作的。还要一部DV作品《我的老师》，全片找了16个同学评价老师如何任何好。基本上是你说我说大家说。一个12分钟的片子，用"人头接人头"的方式"讲述"老师的故事，看后给人的感觉似乎在听广播故事。最典型的"采访故事"，要算《非典日记》。那是表现去年某城市小区战胜非典的DV纪录片，整个片子几乎是解说词加人头同期采访，而且"头接头"（一个人接着一个人讲），所有采访人说出来的故事，又都没有相应的画面，更不要说用画面语言去表达了情感，表现故事了。这样的纪录片如果用"话筒采访出来的故事"定位，一点都不为过。
同样是DV作品，北京广播学院学生拍的《纸殇》，就注意使用画面语言。这个纪录片纪录的是福建大山里的一个造纸作坊的兴衰过程。由于作者是一些学生，所以他们从大一（入学）一直拍到毕业（4年），每年都利用假期用摄像机去纪录发生在那里的故事。这个节目的最大特点就是用画面语言表述的决不用采访。他们把画面语言当作第一语言使用，辅之以解说词和同期采访。我们曾试着把这部纪录片不加翻译地送给法国国际评委看，结果他们完全看懂了这个故事。
我们强调画面语言的作用，并不是不要当事人出来讲话。当事人出来讲话，有时会在DV节目片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决不能所有的故事都由人去讲，决不能把DV纪录片编成各种人头的集粹和展示。笔者认为，凡是能用画面说明的，尽量用画面语言去表现。而一部纪录片，如果没有画面故事和画面细节，即使"讲述"的故事再精彩，细节描绘的再细腻，观众也没有看到。而出现在画面中的哪怕是一个很微小的细节，都会给人以震撼的力量，给人以真实可信的感觉。
在纪录片革命的今天，我们已经从"以词为主、音乐打底"的那种制片方式中前进了一大步，进入到用同期声来表现现实了。但我们决不能停留在这个中间地段，更不能认为使用了同期声（讲话），就是纪实了，就是纪录片了。实际上，纪录片是以视觉艺术为本体的一种电视节目样式。既然叫"电视片"，那么就必须认清"画面语言"是纪录片的灵魂，它的故事，它的情节，都应该尽量用画面语言去表现。那种大量使用话筒采访故事的创作方法，有违于纪录片创作的根。
摄像手法上：画面晃动不等于纪实
在近期看到的大批DV节目中，与三年前相比，最大的进步就是镜头比以前更稳了，"用架子拍，"可以说被越来越多的DV纪录片制作者所认同。《姐姐》、《美好的厦门》、《大学梦》等都是画面工整的极品。
尤其需要提级的是《大学梦》，这是戏剧学院和电影学院的同学集资联合摄制的。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们手中的DV机几乎没有离开过三角架，包括校园里自发组织的的一些活动，孩子们也尽量使用架子。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有一组动感很强的篝火晚会的镜头，拍的非常好。尽管这个晚会师生们欢呼雀跃，但创作者仍把工整的画面和流畅的蒙太奇剪辑，呈现在观众面前。
相反也有一些DV作品，选材好，故事也好，但就是镜头不稳。这里有个xxxx机水平问题，也有对什么叫纪实的理解问题。笔者曾问过一个DV编导，好端端的一个保护侯鸟的节目，为什么镜头老是晃呢？回答说，"为了增强节目追踪拍摄的纪实性。"
可以说，这是一个创作手法上的误区。我们都知道，电视节目是拍给观众看的，观众在看这个节目的时候，要是觉得画面总是在来回抖动，看着不舒服，是肯定要换台的。做电视节目有一个最浅显的道理，就是让观众看清楚、看明白、看下去……，可是如果为了纪实而晃动镜头，只能影响节目自身的质量，同时也会影响收视效果。
镜头晃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摄制人员"懒"。该用架子的时候不用架子，使该稳的镜头不稳。前不久看了四川阿坝州电视台拍的一个纪录片《桃坪古堡》，选材是上好的，内容也新鲜，可就是拍摄时很少使用架子。本来这种介绍古堡的节目，应该是很好看的：大山、古堡、民俗……，很有发挥画面语言的余地，可是由于摄制者很少使用架子，使节目的工整性和可视性受得了极大的影响。由于DV爱好者大部分都不是专业人员，所以我们不能太苛求他们，但一部能让观众看下去的DV纪录片，或者是一部较好的作品，它的影像镜头必须相对稳定，否则这部作品也就失去了观赏价值。
尽管谈了不少DV纪录片创作上的误区，但我仍认为DV作品已经越来越多地走近我们的社会，走近我们的生活。DV的作品质量也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关注。随着DV的普及，一代高素质的DV人正在崛起，我们相信他们的作品一定会在我们这个时代产生重要的作用，并推动时代传媒业的发展！
